投资创纪录地上升到GDP的58%。

最近的一个案例是，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Credit Trust Co., 简称：中诚信托)管理的5亿美元"诚至金开1号"理财产品的投资者面临违约。这一案例并不是孤立的。

中国政府将不得不让储蓄率保持在高位，从而确保有推行这一策略所需的足够资本。另外，"影子银行"所持的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最终可能要渗入传统银行体系。短期来看，持续不断的不当投资和推迟坏账冲销会给人一种经济活动强劲的错觉。再加上成本压力和外部环境低迷，经济中主要的资金供应者--中国企业--的现金流迅速下降，这将加重流动性问题。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初衷就是应对历史遗留的银行业危机。

乐观者认为，改革计划虽然推进得很慢，但能确保平稳过渡。跟骗人的猜豆子游戏一样，坏账将从一个实体转移到另一个实体，只不过是拖着不承认亏损罢了。第三，作为对民众不满的反应，政府逐步开始更多地尊重民众所表达的利益诉求。

如果党想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增强社会的稳定性，除了更充分地推进民主之外别无他途。中国的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5倍，是世界上最大的。在支出方面，纯粹的再分配始终保持在最低水平。尽管加入WTO产生了一些不利后果，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出口自此大幅度增加。

与大陆上的共产党人一样，退到台湾的国民党人也进行了彻底（但平和）的土地改革。然而，这样做尽管在过去可能是合适的，但现在却问题重重，我们在后面还要探讨这一问题。

6.迅速由关税替代贸易的数量壁垒。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的统治，并建立了共和国，而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让中国社会进一步平等化。中国共产党背负着这种遗产，所以把急速全面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做法视为一种高风险的举动，需要竭力避免。相反，在一个平等社会中，政府如果要站到某些特定群体一边就会非常危险，因为其他群体可以联合起来阻遏政府——甚至可能把它拉下马来。

直到最近，仍然存在各种妨碍着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其中包括户口制度。然而，长期的歧视性政策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以及政权合法性的销蚀。最后，选择性政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自我纠错效果。相比而言，一个中性政府是自主的，可以免受社会及政治集团的掣肘，由此更能依据部门或群体的生产率来调配资源。

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其掠取行为是不问身份的（identity-blind），也就是说，它并不关心其掠取对象的社会与政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当前的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社会日益多样的利益诉求。

藉此，中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2倍，至2008年达到了3400美元。政府对民众权利的侵犯是群体事件的根源。

强大的特权阶层的出现，会妨碍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在社会内部的公平分配，随之而来的，是以经济增长换取合法性的努力付之东流。2009年我国GDP的增速超过8%，而计算表明，政府经济刺激方案的贡献至少为3.25个百分点。然而，从效率的观点上看，这种巨大的差距却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可以接受的，因为城市比乡村有高得多的生产率。相比发达国家，这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自此以后，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即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一直维持在高于60%的水平上，在世界大型经济体中仅次于德国。诚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另外，官僚资本被国有化。这一体制大大有助于国企依据经济激励原则进行决策，然而市场价格与定价之间的巨大差距也为寻租行为创造了广阔空间。

然而，过去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有回潮之势。它们无法得到计划资源如银行信贷和关键原材料，而要依赖市场生存。

另外，中国太大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模式是不适用的。为此，党需要将自己置身于社会利益争斗之外，全力保证中国的大政方略不出现偏差，而将利益的调和让给社会自己去做，特别是为普通民众公开挑战特权阶层提供一个具有制度性保障的平台。

在1990年代，农村移民往往被视为二等公民，他们被剥夺一些基本的权利如自由流动、工作场所安全、医疗保险甚至应得的工资。回溯起来，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政府有意采取了选择性的政策以促进改革和经济增长。当下，根据以上证据，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胜利，而华盛顿共识正是其核心政策建议。尽管还存在争议，中国国内舆论并不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组织与增长模式。

只要恰当的制度能够发挥作用，抑制强势利益群体的力量，那么，一个民主的政府依然可以是中性的。这将党推至一个两难境地：支持私有化就要冒着失去工人阶级的风险，而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那是它的主要政治基础。

2.把政府支出从非生产性的再分配领域引导到有效的公共开支上来，如基础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我在这里所使用disinterested一词，是取其修辞学上的三种语义之一，即一个人在欣赏一个物体时是超然的或不偏袒的。

造成这种巨幅差距的原因很多，有一些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障碍有关。其起点就是1970年代末期达成的增长共识。

尽管中共是中国不可取代的政治力量，但民意的作用也不可罔顾。为了便于理解这一推断，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有偏向的政府总是采取各种政策照顾其结盟群体的利益，由此就会导致生产率与政府资源分配之间的错配，即其他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群体没有得到政府类似的关照。既然经济和税收增长是第一位的，那么，资本就容易得到额外的照顾，政府和资本的结盟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改革时代是中性的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合法性问题。

但是迄今为止，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政府似乎还是能够将其选择性政策的不利后果控制在最小范围。相比之下，其他国家政府资本支出的比例很少有超过10%的。

在国内事务方面，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是私有化和取消管制。而2001年加入WTO则使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在1978年至2008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7%，世界银行最近出版的《增长报告》因此将中国列为自二战以来13个保持经济增长率达到或超过7%至少25年的经济体之一。20世纪后20年的改革的一大成果是缩小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责任编辑：南平市)